吾乡有两宗极为相似，际遇却天差地别的行当：卖花女在诗歌里吟着、散文里赞着、梦境里追着，而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卖鱼娘就显得冷落多了。“猫鱼阿要虾阿要”的叫卖声，其实也和“栀子花阿要白兰花阿要”一样，都清同银铃如歌如诉，具诗情有画意，或如人们之所说都极具吴文化的内涵。而莫非是鱼娘的手儿粗、衣儿腥么，所以竟不能入诗？

    认真说，卖花姑娘早已成为戴望舒留给我们的诗意情结，诗中那姣好的卖花女早已离你我而去。其实，现今为吾乡的诗人作家们一唱三叹的，只是近郊花农中的一般老妪，对她们那种生拉硬扯着要人作成其生意的况味，我不知写诗作文者是否有所谓感觉，也许，既是文人就总要对人、对事、对生活有着那么点一厢情愿吧，否则就会没有了诗情画意？ 余生也晚，一懂事大约就没有了戴望舒吟唱的卖花女，又也许我是个堂堂六尺须眉，生性无意于栀子花白兰花之类的物事，所以只有卖鱼娘活生生地不时出现于自己的眼前。

    那时节还没有四处可见的规范菜市，卖鱼娘娘都是手提肩挑沿街叫卖。近中午时，她们急于出清篮里的陈货，叫卖声中便有了三分凄戚两分乞求。也有乖巧的给人们来一个送货上门，即此间人所说的“亚”，她们半送半卖，半哄半央，直让人半推半就只得作成她们的生意。常出没于我家厨房的根娣便是这样的人物了。

    根娣是上方山脚下的越溪人，说一口尾音昂扬的柔糯乡音。我记事起她便是我家后门铜匠阿二的妻。除了买卖上的事，她还不时到我家来讨些布头针脚，回去拼拼凑凑为自己的孩子做些短衫短裤。像一般的乡下人一样，她不熟不开口，熟了熬不住，她一来，灶间就少有别人说话的份。我母亲行二，她便二小姐二小姐地叫得十二分的亲热。我母亲正是个爱戴高帽子的人，所以每次都一定被她哄得眉笑颜开。但照根娣说，她每折倒（此间语，即将馀货一次出清）给我们的鱼虾，都是吃了大亏，拆了自己的烂污的。我记忆中，母亲和她在价钱上似乎没有过什么争执，想来根娣的要价还算公道，何况她还服务到家，每次都为母亲将鱼弄到拿去便可下锅才算了结生意。

    根娣的手脚十分麻利，若是鱼，她就去鳞，剖肚，用井水洗得干干净净，将篮子在背阴处挂起滤水；若是虾，她先分大小，大小都一律用剪刀剪去须刺脚尾，大的任你拿去炒爆醉涮，小的还将虾仁出清，任你拿去作虾饼、做虾圆，虾壳则留给我家的猫儿佐餐。一切都做得有条不紊，不由母亲分说，颇有豪杰味。最使我倾心的是她的算账能力，四十年代末还没有什么手上电脑，根娣也不用算盘之类的计算器，但无论斤两怎么琐屑，价钱怎么零碎，她眼睛一转，舌头一盘，就能明白无误地报出价目。无论是当时的我还是现在的我，都弄不懂此间卖鱼娘娘们的这种绝技。

    母亲因此对根娣信任有加，以至于有一次想和她合养一头猪！孩子们为此激动了几天，这当然是不为吃肉而是因为有趣。但父亲却不以为然，这位拘谨方正的公务员认为实在是胡闹得离了谱。我们满院子追逐猪罗的乐趣未能成为事实，这致使根娣的故事只与鱼虾有关——现在我很少买十几元乃至几十元钱一斤的鱼虾，并非只是嫌贵，与那些年吃多了因为根娣而有的鱼圆虾饼实在大有关系。现时的鱼虾已是身价百倍，这当然催促了养殖业的发达。穷极无聊时我常自瞎想，鱼于国人也许意味着一种身价，否则我们何以有“鱼与熊掌”之说，为什么两千多年前的那个冯谖玩的只是弹铗求鱼而不来一个弹铗求鸡呢？我又想，冯先生当年不知道要的是什么鱼，因为鱼也有贵贱之分，这一点今天雄踞着菜市要冲的鱼贩们特别清楚，于是乎便有了鲑鱼、鲈鱼之类的高贵身价——更不用说其实不是鱼而偏偏要叫做鱼和要人拚着性命去受用的河豚了。

    财大气粗的鱼商们是不肯经营贱鱼的，他们看好的是高消费者们出入的大宾馆、大饭店，寻常百姓常食的鲢鱼、鲇鱼，还须靠风里来雨里去的小贩，在从前也就是我所认识的根娣们。

    根娣没有赶上好时代，而根娣的后继者却再也没有了根娣们的那份闲心散意，挑着担儿找着老主顾做生意的事已经很少得见。我是个买汰烧的角色，每天清晨厮混在菜农鱼贩之间。有位颇似根娣的中年卖鱼娘娘，不知是在菜场里败下阵来还是有心填漏补缺，像我这种必须精确计算开支而又怕与商贩讨价还价的人，便深深感觉着她所给我带来的方便。我不敢杀生，这不是因为我有着令人肃然起敬的菩萨心肠，只为自己的粗心和急躁——这对性格双胞胎是我人生进取的第一障碍，它们不知坏了我多少事——用钝刀呢，万般努力就是杀它不死，用快刀吧，自己的手往往比鱼更早见红，因此遇见一些不肯提供此项服务的商贩，我就只得悻悻地走开，或者忍痛追加一笔屠宰费。我不是个只看眼前脚下的今不如昔论者，但在现代的价值观念面前，偶尔也会叹一声人心不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