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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的蚕桑丝绸文化
时间: 2017-07-20 15:29    来源:市农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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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是著名的丝绸之乡,历来是中国丝绸生产和丝绸贸易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精湛的加工技艺,丰富的丝绸品种,使这一源远流长的生产技术,与苏州人的日常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传统文化。同时它又和苏州的城市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为苏州的地方经济作出了很大贡献。苏州的蚕桑丝绸文化在国内外交往发展中,更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节 苏州蚕桑丝绸的起源和发展
  苏州地处太湖流域,气候温暖湿润,适桑宜蚕。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促使了苏州一带的农村中较早地形成了种桑养蚕的习俗,苏州自古以来就是我国蚕桑丝绸的重要基地,这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苏州周边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已得到了佐证。50年代末,在北濒太湖的浙江湖州钱山漾新石器遗址中,曾出土了家蚕丝带和绢片,经鉴定是四千多年前的织物。不久,在吴江梅堰又出土了带有丝绞花纹和蚕形纹的黑陶,经鉴定它们的历史也在四千年以上。50年代初,距今已有六千多年的吴县唯亭草鞋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已炭化的纬花绞纱罗织物,以及陶制纺轮、骨制梭形器、木制绞纱棒等纺织工具和缝纫工具。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遗址中出土了刻有整条蚕纹的盅形雕器,器具上蚕纹的清晰逼真,证明了当时人类的先辈对蚕已有了一定的认识。河姆渡新石器遗址距今六千七百年左右,综合其他遗址的年代考证,可以认为距今六千多年的新石器时代,作为太湖流域文化的一部分,苏州地区的先民已经掌握了较为复杂的手工纺织生产技术;四千多年前,进入父系氏族公社社会以后,人类从驯化家蚕,进而开始了养蚕、缫丝、织绸的原始生产,丝绸作为一种高档用品,进入了人类生活史。
  夏代苏州属扬州之域。据《尚书·禹贡》记载,禹定九州的贡物中,这里就有一种名为“织贝”的贡品。这种所谓的“织贝”,实际上就是一种彩色的丝织锦帛,由于具有贝壳的纹样而得名。商末泰伯避居江南,建立勾吴国,经过周代丝绸生产的普及,到春秋苏州成为吴国的国都时,这里的丝织品也已发展到有锦、缟、罗、缯等种类,生产制造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吴国国势渐盛,吴王在苏州城里设织里,辟锦帆泾,并将地产丝织品馈赠中原各国,“左百人,右百人,有绣衣而豹裘者,有锦衣而狐裘者”、“吴地贵缟,郑地贵”等文献记载,都说明当时苏州的锦绣类织物已达到了一定的数量以及具有着较高的知名度。据《史记》记载,公元前519年,吴楚两国曾因争夺边界桑地,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由此可见,蚕桑丝绸当时已成为了国家的经济命脉。
  秦汉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和生产力的发展,民间普遍养蚕织绸,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成为了当时蚕桑丝绸生产的主要形式。到三国东吴时期,江东丝绸的发展出现过一次高潮,丝绸产品被大量地生产,“内无担石之储,而出有绫绮之服”,丝绸成为“瞻军足国”的重要物资,以至孙权专门颁布了“禁止蚕织时以役事扰民”的诏令,同时留下了吴赵夫人在丝绸上绣制山川地势图等传说。此时苏州的丝绸生产已发展到有生织和熟织、素织和色织等技术,产品也有平纹生织的缯、斜纹组织的绫、缎地色彩的锦、变化组织的绮以及纱罗织物的罗等丝绸大类,太湖流域蚕桑丝绸的发展已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苏州正逐步确立自己锦绣之地、丝绸之乡的地位。这一时期,苏州的丝绸技术开始传向国外,据记载,秦代苏州就有人东渡黄海,到日本传授养蚕、织绸和缝制吴服的技术。通过海上通道进行吴丝、吴绫的丝绸贸易不断扩大。
  两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由于北方战乱不断,而南方相对较为稳定,因此丝绸生产在南方得到了更快的发展,并出现了以布帛代租、以丝绸征税的情况,从而大大地刺激了民间丝绸的生产,特别是农村家庭丝绸副业的发展。同时,随着北方民族的大量南迁,中原一带先进的生产技术也不断地带向了江南,江浙一带丝绸生产的技艺日见精巧,吴地织女已出现了较高的生产手艺,这为历史上丝绸技术和生产重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础。据《唐六典》《元和郡县志》等史书记载,唐贞元以后,江南道的丝绸贡品花色最多,数量最大,除了进献白编绫、吴绫等大宗丝绸外,还进奉红纶巾、宝花罗、文吴绫、吴朱纱、御服鸟眼绫等丝织物数十种,这表明江南地区的丝绸生产技术水平已经位居全国前列。到唐宝历初年,苏州的丝织机户达到了上万户,脚踏缫丝车和束综提花织机等丝绸织造新工具,得到了较大的普及。同时出现了专营贩卖丝绸的丝行,以及通过黄泗浦港(今张家港)不断进行绸缎的出口。苏州丝绸的品种也更加繁多,“春船载罗绮”的景象,每每可见,丝绸贸易往来的繁盛仅次于长安,苏州也成为朝廷征收丝绸的主要地区之一。
  宋元时代,随着皇室的南渡和全国经济中心的南移,南方的经济、文化在历史上出现了一次空前的大发展,太湖流域特别是苏州的丝绸业,从此也开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繁荣时期。这和北方历年战乱,丝绸生产一落千丈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全国丝绸生产和技术的重心向苏州以及太湖流域发展已成为定局。传统的蚕桑丝绸业,之所以能在当时苏州一带迅速繁荣起来,并占有全国丝绸生产以及当地经济发展的较大比重,不仅是由于这里有着良好的地理条件,更重要的是在战乱和历史的变迁中,相对稳定的南方经济、文化发展面临较好的历史机遇,同时,也得益于苏州一带具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当时的丝绸,除了用于日常的衣用服饰外,还大量地运用到非服饰用的领域,如宗教礼仪方面,装饰与绘画方面,以及书画的装帧上等等。南宋时期,苏州的缂丝生产是传统丝绸技术上的一次突破,它跳出了传统丝绸的工艺和服饰用途的界限,产品大量地被作为艺术性的商品供人玩赏,沈子蕃、吴子润等缂丝名家所制作的作品,在当时已是价值连城。苏州丝绸中的典型产品宋锦,在当时也是盛行一时,宋锦、仿古宋锦产品由于色调深沉,古色古香,除了用于服饰外,还大量地被用于书画的装帧,以满足文人墨客的雅兴。20世纪50年代中叶和70年代末,在苏州虎丘塔和瑞光塔内,先后发现北宋和五代的经卷,其外包覆物和经卷缥头,均为不同色泽和不同花纹的丝绸绢、绫和锦等织物。可想而知,当时苏州的丝绸技术和产品已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元代至元十七年(1280),朝廷在苏州城平桥南专门设立了织造局,遣官督理,具有高超技艺的丝绸工匠被聚集在官办作坊内,为皇室生产高档的丝绸。当时较为盛行的丝绸织物,主要为织金类织物,有“扁金”和“圆金”之分,象征着皇家和贵族的尊贵与权势。60年代在苏州盘门外张士诚母曹氏墓中就出土了大量的元代丝织品,有锦、缎、绫、绢等衣物被褥,纹饰图案极为精致,有凤戏牡丹、喜鹊栖枝、梅兰竹菊等,这批文物目前被保存在苏州博物馆内。元元贞年间,还在玄妙观机房殿设立了吴郡机业公所,传统的家庭丝绸业,开始逐步转变成机户这种专业的丝织业作坊。
  明清苏州的丝绸业,延续了元代官府织染局和民间共同发展的格局,在生产规模、技术水平、产品种类以及对外贸易等方面均超越了前朝。明永乐年间,郑和从苏州刘家港出发七下西洋,就曾带去成批的丝绸和丝绸制品,进行了大量的物对物贸易。清康熙至乾隆年间,苏州织造局的生产规模是全国之冠,苏州传统丝绸手工业进入顶峰时期。官府的织造局由督造官员或太监驻苏直接管理其事务,每年在完成皇室规定的织造任务外,往往还有各种临时办差,如帝后的大婚、万寿贡、端午贡等,数额极为庞大。官机如应接不暇,往往将缎纱工料下发民间,由民间机户承造,因此促使苏州城乡丝织手工业作坊大量设立,民间织造的规模渐趋扩大,苏州及周边地区真是遍地蚕桑,满目锦绣。据史志记载,苏州古城内有“东北半城,万户机声”之说。而各种丝行、丝帐房、纱缎庄以及行会公所、会馆等经贸商业和辅助行业林立,丝绸生产和丝绸贸易呈现出一派繁华的景象。苏州周边的农村,也相继形成了盛泽、震泽、洞庭山等丝绸集市,苏州由此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丝绸之府”。至咸丰年间,苏州遭兵燹,但到了同治、光绪年间,苏州的丝绸手工业仍然具有着较大的规模,织绸的木机总数有一万五千多台,从事丝绸业的人数达十万多人,年产真丝绸缎三十六万匹,值银约六百余万两。当时的主要产品有妆花缎、织金缎、库缎、漳缎、天鹅绒、高丽纱等,特别是苏缎闻名全国。
  清末民初,由于受西方工业革命的影响,几千年来苏州传统的蚕桑丝绸业生产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新兴的机械生产技术,改变了分散的传统丝绸业手工作坊生产的方式,导致了集中生产管理的近代工厂的大量出现。光绪二十一年(1895),苏州在盘门外首先创建了官督商办的苏经丝厂,随后在葑门外又相继出现了恒利丝厂和延昌恒丝厂。1917年陆季皋等人开设了振亚织物公司,接着延龄、东吴等绸厂也相继设立。1921年苏州铁机丝织业同业公会成立时,苏州的丝绸厂有十四家,到1937年抗战前夕,丝绸厂已发展到八十三家。在这期间,首先是随之兴起的茧丝业与传统的土丝业之间进行了激烈的竞争,最终导致了土丝业彻底退出市场;其次是在1922年苏州的丝绸业正式引进和使用了国外的人造丝原料,使传统的丝绸产品在品种和花色上得到了改良;再者就是旧式的木机被大量地改造成铁木手拉织机,到1926年又进一步完成了电力丝织机的普及化,使丝绸生产的劳动效率得到了显著提高。这些重大的变化,标志着苏州蚕桑丝绸传统的手工业生产已彻底地衰落和终止,苏州的蚕桑丝绸业从此进入了近代工业的发展时代。
  第二节 传统丝绸业的繁荣和苏州织造府
  明清时期,苏州传统的种桑养蚕业和丝织手工业生产达到鼎盛,无论是丝绸的产量还是丝绸生产的工艺和技术水平,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宋元以来,随着棉花种植技术从南到北在全国迅速地推广,不少传统的蚕桑产区,将原来的蚕桑生产改为棉花生产,由于植棉利厚,导致了蚕桑生产的地区不断缩小,如历史上曾长时期独占蚕桑丝绸生产鳌头的齐鲁之地,自元以来六府都广植棉花,致使当地的蚕桑丝绸业一蹶不振。北方自古以来就是我国蚕桑丝绸之地,由于历史上战乱不断和经济重心的南移,蚕桑丝绸业已经不断地向南方聚集,再加上大规模的弃桑植棉,进一步加速了北方各地蚕桑丝绸业的衰落。到了明清,北方的种桑养蚕业已到了寥若晨星的地步。在全国蚕桑丝绸业不同程度衰落的过程中,江南地区的蚕桑丝绸业更加发展,走向了极盛时期。地处太湖流域的江南地区,地势低洼,土壤显现黏性,这样的地域条件,十分有利于种桑而不利于植棉,再加上各地蚕桑丝绸业的萧条,更为江南丝绸业的大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机遇。另外,在江南种桑养蚕还较种稻米收益高,这也促使了当地的农民选择种桑养蚕这一谋生途径。入清以后,全国蚕桑业衰落而江南蚕桑业愈益兴盛的情形更为突出。康熙三十八年(1699),圣祖玄烨南巡,沿途看到桑林披野时曾说:“天下丝缕之供皆在东南,而蚕桑之盛惟此一区。”此话高度概括了当时江南蚕桑业在全国所占的重要地位。
  江南蚕桑种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苏州沿太湖地区和浙江杭嘉湖地区,苏州就名副其实地成了明清时期江南蚕桑丝绸的重要郡城。在当时的农村中,“田”一般用于种植粮食作物,而“地”主要是种植桑树等经济作物,种桑养蚕规模的不断扩大,曾一度出现了田降地升、田地面积互为消长的现象,男女老少,“桑柘遍野,无人不习蚕”,因此蚕桑丝绸业在当时苏州农村经济中已到了举足轻重的地步。农村中的妇女对此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女未及笄,即习育蚕,蚕家女儿自幼就在母亲的悉心指导下,学会养蚕做丝的技艺,女儿出阁,还要将栽桑、饲蚕、缫丝等娴熟自如的技艺带到婆家,以使精湛的技艺得以世代相传。因此,在苏州周边的农村中,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比纯耕作区的广大农村来说,相对要淡薄得多。苏州周边农村在饲养家蚕上,主要有“头蚕”和“二蚕”两个季节,它相当于现在的春蚕和夏蚕。春蚕季节农村中一般称作“上忙”,而稻作季节习惯上称作“下忙”,蚕稻两作,对农民的经济生活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民间就有“春茧半年粮”的说法,这充分反映了明清时期苏州农村蚕桑生产的规模。
  苏州民间还形成了关于蚕桑的种种习俗。如养蚕的妇女要用红纸折剪成纸花,插在鬓发上,或者到庙会上买些专门的绢花来作发饰,称为“戴蚕花”,以增添蚕期的气氛,又将这种蚕花作为吉祥物用到婚嫁迎亲等礼仪场合,像“竖蚕花竹”“坐蚕花床”等等。每年三月开春时节,农村里就要开始忙于养蚕了,养蚕前除了蚕室内要掸尘刷墙外,还有一项十分重要的事,就是拜蚕神,要祈求神灵,保佑蚕事一切顺利,出茧丰收。吴江盛泽的先蚕祠遗址,就是拜蚕神的祠庙,当地人称它为“蚕花殿”。在养蚕时从孵蚁到结茧,蚕户家家要闭户,停止一切交往,孵蚁时蚕娘必须少言寡语,孤眠净身,消除杂念,人们不可打扰她。乾隆《震泽县志》称三四月为蚕月,“禁喧阗,忌亲朋来往”,谓之“蚕关门”。这一风俗,在客观上可防止蚕病的传染蔓延,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结茧以后,乡间邻里才开始恢复串门,称为“蚕开门”,此时收成已有了一定的把握,蚕月大忙,总算有了希望,因此有一系列庆祝活动,如“望山头”“饮落山酒”“敲蚕花鼓”等等,相互评比蚕茧的质量,设宴庆贺,同时又要祭谢蚕神。这些民间习俗,在明清时期形成,到20世纪20、30年代,随着倡导科学养蚕,才开始逐渐被淡化。
  苏州以及整个太湖周边地区种桑养蚕业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本地丝绸生产的繁荣和技术的进步,使苏州传统的丝绸织造业发展成为手工业生产的主要行业。自元至明清,特别是明永乐以后,苏州丝绸织造业的大部分,以官营的手工工场形式从事生产运行,其产品主要是上贡,用作皇室和朝廷的消费,所以生产的丝绸,一般不参加市场交换,不计算产品价格,也无所谓成本核算,整个生产过程由朝廷派出的专门机构监管,这个专门机构的名称,因时而有不同,称为织染局、织造局、织造署、总织局,苏州人则称为织造衙门。
  明代织染局在天心桥东、察院南,即今北局一带。嘉靖二十六年(1547),文徵明《重修苏州织染局记》记道:“局之基址,共计房屋二百四十五间,内织作八十七间,分为前后中东西六堂,又大堂两傍东西厢房等处。机杼共计一百七十三张,掉络作二十三间,染作一十四间,打线作七十二间,大堂并库厨府局二厅等房五十间。后有避火园池、直武殿、土地堂、碑亭各一座,古井二口。墙堵四立,俱在大堂之左。外局衙二,在局东官街巷。”并称“岁造常课纻丝一千五百三十四匹,遇闰月该造一千六百七十三匹”,“现在各色人匠,计六百六十七名,每名月给食粮四斗”。
  清沿明制,于江宁、苏州、杭州三处各派织造官一员,称为“江南三织造”,改变了明代织造官一般由宦官担任的惯例,而从内务府郎中或员外郎点派,作为一项临时差遣。他们的品级虽然不高(郎中是五品官,员外郎是从五品官),明文规定的职权也有限,但系钦差官员,可专折奏事,故具有特殊的地位。顺治三年(1646),工部右侍郎陈有明被钦命督理苏杭等处织造。当时,前明织染局已经荒圮,陈有明在《重修织染局记》里记道:“廉得姑苏旧有织局,在察院南二百武而近,西临天心桥,东北距圆妙观者,创自前朝鼎隆之日。至晚季废阁不举,而局政坏,局事停,局工散,局舍亦倾圮,不复厘葺,沦为旷野矣。所存仅颓房几间,罄悬零落,衰草芊绵,不堪为马厮牧养之地,恶可铺设上用机张?”于是重修局址,“始得成机房七十六间,染房五间,厨房四间,厅房、局神堂祠、漉线池塘,悉举毕备”。另外,又奏请以明末贵戚周奎的故宅改建总织局,地址在今带城桥下塘,并买褚氏废圃及部分民房,《苏州织造局图题记》记道:“今创总织局前后二所,大门三间,验缎厅三间,机房一百九十六间,外局神祠七间,织缎房五间,染作房五间,灶厨菜房二十余间,四面围墙一百六十八丈,开沟一带,长四十一丈,厘然成局,灿然可观。”因此,清初苏州有总织局和织染局两处,分别称为“南局”“北局”。
  苏州织造局的管理制度,先是实行“佥报巨室,以充机户”,后又改进为“买丝招匠,领机给帖”,即由织造局选定领机机户,发给机张执照,作为领机凭据。同时,织局备好丝料,责令领机机户雇募工匠进局织造,缎匹织成后由机户负责缴还织局,由织局负责支付工酬给机户。这些制度的实行,使苏州的民间丝织手工业和丝织工匠越来越受到官方的控制,使建立在封建国家所有制基础上的官营手工业工场的规模日益扩大。另一方面,这种生产方式也促进了丝绸生产的稳定,丝绸手工业的技艺精益求精,从而推动了苏州丝绸织造业从官府到民间整个行业的繁荣。这种景象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几朝达到了极盛,并在整个清代稳定和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因此,苏州织造局对苏州民间丝织手工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值得一说的是,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康熙二年(1663)任江宁织造,至二十三年(1684)卒于任上;祖父曹寅,康熙二十九年(1690)任苏州织造,三十一年(1692)兼任江宁织造,后专任江宁织造,至五十一年(1712)卒于任上;曹寅的内兄,即曹雪芹的舅公李煦,康熙三十二年(1693)至六十一年(1722)任苏州织造;曹寅死后,他的儿子曹颙继为江宁织造,仅两年就卒于任上,于是奏请曹荃之子曹頫为曹寅嗣子,补为江宁织造,直到雍正五年(1727)。因此,江宁、苏州织造局这一特殊的机构,乃是研究《红楼梦》的重要历史背景。
  清圣祖玄烨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至四十六年(1707)六次南巡,凡到苏州,都驻跸织造局,至高宗弘历南巡,仍以织造局为行宫。《南巡盛典》卷八十五记道:“府治旧有织造官廨,圣祖仁皇帝南巡,即其址改建行宫,中有凝怀堂,御书赐额也。乾隆庚午岁,皇上下诏省方,稍加修葺,以备临幸。自是叠邀法驾,东南喁喁望幸已。历有年,所恭逢法祖时巡,鸿恩大沛,民间欢迎瞻就,巷舞衢歌,盖阅时而弥盛云。”据记载,苏州织造局占地约六十亩,行宫在织造局西部,有正寝宫、后寝宫、御膳房、御茶房、古戏台以及佛堂等。织造局旧址今属苏州第十中学,保存下来的西花园就是当年的行宫花园,园内有假山水池,巨形太湖奇石“瑞云峰”,相传是北宋花石纲遗物,乾隆四十四年(1779)由阊门外东园移置于此。
  第三节 蚕桑丝绸业对苏州城市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蚕桑丝绸业不仅给苏州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而且对苏州的城市和社会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自元至明清,苏州的蚕桑丝绸业,从农村家庭副业的自然经济状态中迅速地分化,明清两代官府织造的不断扩大,又进一步带动了苏州城乡和周边地区民间丝绸织造业的繁荣,导致苏州城市的不断扩大。明代中叶以后,苏州丝绸织造业简单协作的民间手工作坊逐渐增多,逐步形成了独立的手工业制作行业,并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到清乾隆年间,苏州城内拥有织绸机达一万二千多台,从业人员接近当时苏州城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丝绸业的发展,促使城市日益繁华,城市人口激增,城区逐渐向郊区扩展。苏州府所管辖的地区,明代中叶为二十三个镇、二十二个市,到清中期已增加到六十一个镇、五十九个市,成为江南一大都会。阊门南浩一带“人居稠密,五方杂处”,为当时苏州最盛之地。盘门、葑门一带,乾隆初年还是人烟稀落,到乾隆末年,已经成为“万家烟火”的热闹地区。而苏州周边沿太湖一带的震泽、盛泽、洞庭东西山等地的蚕桑丝绸生产也迅速发展,在一些农村家庭中,丝绸生产的副业已变为主业,“镇之丰歉,不仅视田亩之荒熟,而且视绸业之盛衰”。根据嘉庆十五年(1810)的统计,苏州的人口已增加到三百二十万之多,比清初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半,至乾隆朝民间就有“东南财富,姑苏最重;东南水利,姑苏最要;东南人士,姑苏最盛”的说法。苏州城市的发展以及周边市镇群体的崛起,与蚕桑丝绸业的迅速发展有密切关系。据苏州丝绸博物馆2003年的调查,苏州市区目前还保留有二十八处与古代丝绸生产有关的地名,二十五处官织局、工场的遗址,以及七十多方有关丝绸生产、会馆、行会等内容的碑刻。其中,较早的遗迹要数织里,织里相传是春秋吴王时所设织造锦绸的场所,遗址在今司前街北口吉利桥附近,范成大《吴郡志》卷四十八记道:“织里桥,今讹为吉利桥。”相王路的赤阑相王庙建于唐代,清道光元年(1821)苏州织造嘉禄重建,奉赤阑相王为织造局管火之神,岁时祭祀,民间称之为“阴织造”。祥符寺巷内的机神庙,又称轩辕宫,创建于宋代,清代为云锦公所、丝业公所所在地。玄妙观内和顾亭桥南有明清两代吴郡机业公所遗址。带城桥下塘有清代织造局遗址。地名遗留下来的更多,如北局、巾子巷、孙织纱巷、绣线巷、桑园巷、新罗巷、锦帆路等等。
  在蚕桑丝绸业发展的过程中,协作化和专业化不断地向该行业渗透,加速了丝绸产品商品化和货币化的发展。据记载,当时不仅桑蚕丝和真丝绸缎成为了商品,甚至桑秧、桑叶、蚕种和蚕宝宝都成为了商品,均可在固定的市场上进行交易。苏州不仅是丝绸生产的中心,同时也是丝绸贸易和集散的中心,与“东北半城,比户习织,不啻万家”的丝绸生产盛况相对应,在苏州的城西则是“四方商贾,群至此间,比户贸易”的另一番景象。各地客商纷纷在苏州开商铺,办商行,南来北往,经销丝绸商品。为了往来苏州贸易的便利,又想方设法在城内购地选址,建立自己的会馆,以适应来苏经商和贸易的流动人口日众的需求。目前苏州城内留下的潮州会馆、汀州会馆、岭南会馆等遗址和建筑均为清代所建。乾隆二十四年(1759),徐扬所绘《盛世滋生图》就生动地反映了苏州城市商贾麇集、商店林立、商品云屯、贸易繁盛的场景,画面上有市招的店铺就有二百三十多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丝绸业的店铺与行庄,多达十四家,最大的一家店铺有七开间门面,另外还有一家是两层楼五间门面。清代苏州的著名绸缎庄,康熙十六年(1677)有十九家,雍正十二年(1734)已达六十一家,乾隆以后更是不胜枚举了。
  明清两代是苏州丝绸生产和交换不断发展和扩大的时期,官府织造的技术不断地向民间以及广大的乡镇和农村辐射,有力地促进了苏州城乡间技术的交流和城乡经济的发展,使民间丝绸业的技术水平迅速提高,丝绸业成为苏州城市发展的基础和依托,苏州也赢得了“丝绸之府”的美誉。同时,城乡丝绸生产和交换不断发展和扩大,也加速了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瓦解,在简单协作性作坊生产的基础上,出现了雇用和被雇用的生产关系,在各种商品形成各种市场的基础上,最后将劳动力也推向了市场,从而引发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苏州的传统丝绸业等手工行业中,新的劳资关系的不断确立和完善,最终使苏州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瓦解,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使苏州产生了以机匠为主体的新的市民阶层,他们的出现,使苏州的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和文化消费都出现了新的群体,并且他们也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明代苏州织染局原先只负责岁造缎匹,后来皇室需求增加,而督织的宦官又以上供之名加派,致使织造任务剧增。万历二十九年(1601),宦官孙隆监督苏杭织造,他勾结苏州地方豪绅,对机户和牙行大肆增税剥削,引起苏州机匠的大规模反抗,以葛成为首的苏州丝织业手工业者开展了一场反税监的武力争斗,打死了税官,包围了织造衙门,迫使孙隆越墙出逃。天启六年(1626),时任苏杭织造的宦官李实,在魏忠贤的授意下,上疏奏劾高攀龙、周宗建、缪昌期、李应昇、周顺昌、黄尊素、周起元七位正派的官员,苏州机匠和商人本来就对李实的“素贪横,妄增定额,恣诛求”不满,因此纷纷罢织罢市为周顺昌等请命。《明史·周顺昌传》记道:“顺昌好为德于乡,有冤抑及郡中大利害,辄为所司陈说,以故士民德顺昌甚。及闻逮者至,众咸愤怒,号冤者塞道。至开读日,不期而集者数万人,咸执香为周吏部乞命。诸生文震亨、杨廷枢、王节、刘羽翰等前谒一鹭及巡按御史徐吉,请以民情上闻。旗尉厉声骂曰:‘东厂逮人,鼠辈敢尔!’大呼:‘囚安在?’手掷锒铛于地,声琅然。众益愤,曰:‘始吾以为天子命,乃东厂耶!’蜂拥大呼,势如山崩。旗尉东西窜,众纵横殴击,毙一人,余负重伤,逾垣走。一鹭、吉不能语。知府寇慎、知县陈文瑞素得民,曲为解谕,众始散。顺昌乃自诣吏,又三日北行。一鹭飞章告变,东厂刺事者言吴人尽反,谋断水道,劫漕舟,忠贤大惧。已而一鹭言缚得倡乱者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周文元等,乱已定,忠贤乃安。然自是缇骑不出国门矣。”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开读之变”事件,颜佩韦等五人被杀,后葬于山塘街五人墓。
  由于广大机户长期受到官府的控制和盘剥,得不到独立的经营和自由的发展,这就造成了机户与官府之间的矛盾,矛盾初始阶段,由于当时民间的丝织业发展还较为薄弱,力量还不足以与封建专制势力抗衡。但随着民间丝绸生产规模的持续扩大和贸易的日益繁盛,商业资本源源不断地进入生产领域,促进了民间丝绸业的发展和壮大。以丝织机户为主的手工业作坊主、商人与封建官府之间的非对抗性矛盾,逐步转化为手工作坊主与商人不断地压榨、剥削工人,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与广大的工人要求生存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因而原来的丝织机户等手工业作坊主与工匠之间、雇主和雇工之间、行会师傅与帮工学徒之间的关系不断地恶化,从最初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的关系,最后发展到全行业之间“齐行叫歇”的对抗关系,迫使手工作坊主不得不反过来依赖封建官府的政治权力,来镇压手工业工人的罢工斗争,以维持对工人的剥削。从清康熙年间开始,这种斗争逐步发展,不断升级,同时两股矛盾混杂在一起,呈现出了较为复杂的阶级和社会关系。康熙九年(1670),工匠窦桂甫利用传单约会众匠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银。康熙三十二年(1693),踹匠罗贵、张乐惠等人“倡议加价,聚众齐行,威胁罢市”。康熙四十年(1701),踹匠在西山庙、半塘寺、西园禅院、菩提场、乡山庙等处聚集,成群结队,以致包头畏避,各坊束手,莫敢有动工开踹者等等。据资料记载,从康熙九年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苏州丝织手工业有影响的叫歇罢工斗争有十九次。而封建官府为了限制工匠的叫歇罢工,不断地立碑干涉,以平息事端为名来维持原有的生产秩序和劳资关系。如康熙九年立的《苏州府为核定踹匠工价严禁恃强生事碑》中规定“嗣后一切踹工人等,应听作头稽查,作头应听商家约束”;雍正十二年(1734))立的《长洲县永禁机匠叫歇碑》规定“胆敢挟众叫歇,希图从中索诈者,许地邻机户人等,即时扭禀地方审明,应比照把持行市律究处,再枷号一个月示儆”;道光二年(1822)立的《元和县严禁机匠借端生事倡众停工碑》对工人的“倡众歇作,另投别户”加以禁止,认为“此种恶习,甚为可恶”。由此可见官府和机户又完全站到了一起。
  丝绸业的发展,改变了苏州城市的社会结构。劳动生产者分化的不断加剧,各种矛盾的交织,在互相对立和互相依存之中逐渐衍化出各种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在全社会的观念形态上,逐步改变了中国封建社会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序列,使传统的社会价值体系开始动摇。在思想意识领域,集中体现出了中国市民阶层意识的增强,开始出现了中国最早以朦胧民主思想为核心的启蒙思潮。在劳动关系中,逐步形成了以资本组合为特点的劳资关系,导致了中国新一代产业工人的出现,为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丝绸业的发展,不仅引发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同时也带动了苏州其他行业和整个社会的发展,使苏州在近代成为我国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同时也提升了苏州整个城市的功能和地位。
  摘自(《苏州文化概论——吴文化在苏州的传承和发展》第六章 苏州的蚕桑丝绸文化 )